在前文里策略通，笔者曾提到那位被不少史学者誉为“史上最幸运的开国皇帝”刘知远，是如何在契丹势力的棋局中捡到了一个极大的便宜，最终缔造出五代十国中的第四个王朝——后汉的故事。改朝换代的喧嚣尚未散去，刘知远却凭借时势的微妙与个人的算计，成就了一段短暂却颇具争议的霸业。那些历史细节也因此被重新聚焦：他到底是借势而起，还是靠着一场场带血的胜利来换取权力？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演变埋下了伏笔。
然而，正是这样的好运气，在后来才显露出它的边角与缺口。不仅是他登基后不过半年就离世，连同他亲手奠定的后汉王朝，也仅仅存在了四年的时间便走向灭亡。看似偶然的命运转折，其实深藏着更深层次的根源。后汉的覆灭，绝非纯粹的运气失灵那么简单：它背后隐藏着一种草菅人命的政治风气，一种以杀戮来维系权力、以猎取恩宠来巩固统治的传统，这种氛围在当时的政局中渐渐变得公开化、制度化，成为王朝衰落的长期推手。
展开剩余70%这股草菅人命的传统，显然也是从开国皇帝刘知远那里传承下来的。虽说历史上不乏开国君主对政敌动杀戮的一幕幕，但多数时候杀戮多出于必要的政治博弈、对功臣的清除或对内乱的镇压，尚能给人留下“有因有据”的印象。可是刘知远显然并非如此简单。他在位之前就已经展现出一种将杀戮当作爱好般的倾向——把血腥作为一种达成目标的手段、甚至把“杀人”为乐的情绪带入日常的权力运作之中。这种气质，一旦成为国君的习性，势必会在治理与法制之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。
当时刘知远还在石敬瑭麾下打拼的时候，局势还算相对混乱而充满变数。一次战役结束后，对手的千余名兵士提出投降。石敬瑭本想将这批战俘加以编入军队、安置边境防务，但刘知远却在这个节点抛出了不同的主张，力劝石敬瑭“斩草必除根”，尽杀这些人以示威慑。结果，在他的煽动和推动下，千余条人命化作尘土，从此成了他个人暴力倾向的一个公开注脚，也为后来的统治者树立了一个极端的“权力边界”观。
等到刘知远正式登基为皇时，这种暴力倾向就被推向了极致。他推行的政策与做法，把该杀的人杀掉、该留的人则必须设法不留甚至以各种借口清除，仿佛暴力成了日常治理的常态。没有明确的怨恨、没有可辩解的理由，仅凭权力的欲望与心中的冷酷，就能迅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。这种极端而直白的杀伐理念，直接映射在后汉的治理之上，使得国家机器在执行刑罚时显得极端而失衡。
此外，刘知远所建立的法律制度，也将这种暴力美学放大化。日常若有些微的过错，便动用极刑；甚至出现株连九族的现象，几乎成了“邻里关系的放大镜”：哪怕是邻居偷窃，只要被牵连，家族也可能因此遭受惨痛的报复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官方还设立了民众互相揭发的制度，举报就有赏金，鼓励人们互相勾结、敲诈或私下报复。有人因此赚得 quarterly 的生活费，甚至有不少人借此敛财为生。如此制度之下，公正与法理往往被私欲、报复心和贪婪所侵蚀，冤假错案层出不穷，普通百姓的日子则日渐艰难。
也许正因为罪恶积聚太多，历史的轮回最终开始回头。刘知远原本有一个极具潜力的大儿子，若他能继位，后汉很可能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可惜的是，这位被寄予厚望的长子，在王朝建立仅仅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因病早逝。紧接着，刘知远也因对儿子的骤然离世而深受打击，没多久便撒手人世。父子相继离世之后，后汉究竟会走向何方，成为后来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焦点。笔者在下文将继续展开对后汉未来走向的探讨与评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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